2018-12-07|来源:对外传播 原创:郑若麟
国家、民族和文明之间如果没有沟通、交流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相互间从陌生到猜疑、从警惕到排斥、从恐惧到争斗,战争就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选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一个自己所不了解、不理解、不认识、没有交流、没有沟通、没有互信的国家,我们总是会从心底里存有戒心。中华民族是一个尊奉“和为贵”为核心价值的文明。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崩溃论”逐渐让步于“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未来将会如何处理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误解。为此,我们需要自己来讲好自己的故事。于是中国从官方到民众,掀起了一股“讲好中国故事”的浪潮。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包括“中国观点”
“讲好中国故事”无论是从目标、手段还是方式、方法方面,都是非常清晰的。
“讲好中国故事”:讲给谁听?讲给世界听,讲给所有关心中国的外国友好人士听,讲给对中国带有偏见的外国“朋友”听,讲给渴望了解中国、有意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听,讲给手握重权的、准备与中国建立各种外交关系的外国领导人听……
“讲好中国故事”:谁来讲?首先当然是媒体人,其次是艺术家、外交官,以及在海外工作、学习的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把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如果期望中国能够得到世界上更多人的理解、热爱以及平等待我,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前提条件。
“讲好中国故事”:目的是什么?目前就是要把几十年来在西方媒体上被严重扭曲、丑化的中国现实,重新呈现给世人,让世界知道,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生活、中国传统以及中国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只有让世界了解中国,世界才会消除对中国的恐惧、怀疑、偏见和反感。
“讲好中国故事”:以什么方式讲?任何形式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其中有一些效果更佳。比如一篇发表在国外媒体上的文章,效果就要比发表在国内媒体上要好;参加国外的电视节目辩论,要比在国内组织一场中文的电视节目辩论更佳……
我在这个领域有着很多切身体验和经验。在法国担任常驻记者时,我就经常应邀参加法国的电视辩论,主题往往就是中国。在辩论中,我能够直截了当地将中国的真正现状说出来,而这些现状通常是法国和西方媒体讳莫如深或蓄意扭曲的,因此经常是法国观众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后来我也开始在法国纸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一步深入地介绍有关中国的现实。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仅仅介绍中国自身,并不足以客观构筑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西方民众除了要求了解中国之外,还需要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也就是“中国观点”,即中国怎么看?中国怎么评论?
事实上,发出邀请的法国媒体也请我参加各种“无关中国”的电视辩论,他们提出了越来越多有关“中国观点”的问题。有一次法国一家电视台讨论美国总统大选,请我参加。我非常奇怪:我一不是美国问题专家,二不是美国人,讨论美国大选为什么要请一位中国记者。著名电视主持人保尔·阿玛尔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现状,也同样需要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诸如:中国对美国怎么看,中国对美国选出一位黑人总统怎么看,中国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怎么看等等,这些都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的观点至关重要。
确实,中国故事本身,应该包括“中国观点”。没有对“中国观点”的介绍,实际上“中国故事”就是不完整的。法国有一本著名的杂志《两个世界》。这是一本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杂志,很多法国的伟大作家都在这里发表过文章。2012年杂志开始邀请我撰文。其中有一篇写的就是中国怎么看美国大选。当时邀我撰文的总编米歇尔·克雷布说,这一期美国大选专刊的文章中,如果没有中国的看法,那就是不完整的,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今天任何一个学者在分析国际事务时,如果没有关注中国观点的话,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从“讲好中国故事”到提出“中国观点”,这是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完全相吻合的。当中国还是一个弱小的“大国”时,世界对“中国观点”的兴趣极其有限。因为没有人会关心中国对非洲津巴布韦大选怎么看。但今天不同了。中国对津巴布韦大选的看法不仅有可能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本身,而且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非洲对这个国家的政策。
“中国观点”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官方的观点,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知识界或普通民众的观点。观点的内容可能是针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事件进行的评论,但更多的则是就与中国不太相关的事务发表的看法。
“中国观点”:从官方到民间
当然,世界关心的“中国观点”首先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官方提出的“中国观点”更具有权威性。因为中国政府的“中国观点”很有可能会直接转化为中国的国家政策。中国官方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就是直接对此事提出“中国观点”。白皮书自然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中国直接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回应。毋庸赘言,这一类的“中国观点”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世界关心的“中国观点”同样也来自中国民间。在国际舆论看来,中国官方提出的“中国观点”局限于“中国所说”,是某种“中国意愿”,而民间提出的“中国观点”则反映了“中国所做”,更接近于中国的真实立场。
中国民间的“中国观点”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所谓“接近官方立场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界和媒体的“中国观点”;第二类是持“反对派”立场的“中国观点”;第三类是来自舆论自身即“民间普罗大众”的“中国观点”,这类观点是互联网给舆论传播带来的一个重要特性,即人人均可发言。当一个或数个个人的发言得到广泛响应和传播时,其观点就会演变成一种“中国观点”。北京奥运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本书既不是来自官方,也不是来自“接近官方立场”的知识界,更不是来自反对派,而是来自几位在网络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者;他们提出的“中国不高兴”的观点,得到了当时中国民间网络的广泛回应,于是形成了某种“中国观点”,进而导致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
在这三类民间“中国观点”中,第二类也不是本文的关注点,因为这是一种“负面的”“中国观点”。为什么这么定义呢?因为中国民间的反对派在对国际事务提出所谓“中国看法”时,往往有一条明确的线:凡对中国不利的、负面的、批评的,就是对的。因此在他们的“中国观点”中,中国永远处于“被告席”的位置上。对于这类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曾有过一段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话。他说,美国当局最痛恨的就是中国的“带路党”,因为中国的“带路党”一直在提出“中国崩溃论”,忽悠了美国当局,以至于他们没有把中国放在心上。结果一觉醒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这类“负面的中国观点”的份量。我们既无法影响他们,也不能禁止他们发声,只能观察而已。
本文关注的是第一类和第三类“中国观点”。这两类“中国观点”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和看法,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中国的“官方”观点,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出“中国观点”呢?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我们绝不能简单重复中国官方的“中国观点”,因为中国官方的“中国观点”今天应该说已经传播得很远了。比如中国官方提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合作共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这时,就是我们民间的“中国观点”起作用的时候了。
讲清“中国观点”的着力点
如何才能说清楚“中国观点”呢?本人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深刻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本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是“中国观点”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目前占据世界舆论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是一个“一神教”文明,其最大特点就是排他性。因此,当中国提出“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观点”时,西方大部分是“不信”。我们民间提出“中国观点”,就要以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为基础。“中国观点”的“普世性”就来自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世俗化文明。我们没有“排他性”的本质,相反,中国文明的求同存异、“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包容性,正是今天我们提出“中国观点”时必须讲清楚的理论基础。
第二,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自1840年伊始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西方作为殖民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很难理解殖民主义受害者心态的。而且西方的教科书在培养他们的下一代时,往往对殖民的罪恶史回避不谈。比如“火烧圆明园”这一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史实,在法国却鲜有人知。尽管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早在1861年就写下了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怒斥英法联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但直到今天,法国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对“野蛮的中国人”曾犯下过如此“野蛮的罪行”。而西方年轻一代对中国近代史更是一无所知。对于那些对中国近代遭受到的种种屈辱和苦难全然不知的人而言,是无法理解很多中国今天的立场和政策的。因为今天中国的很多立场和政策,恰恰建立在中国百年来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和苦难这段历史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讲“中国观点”时,一定要认识和理解中国近代史。
第三,要先讲清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的不同之处。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的特殊性、独特性及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难以讲清楚“中国观点”的。因为“中国观点”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特色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领域,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张维为、温铁军、文扬等一批学者,提出了很多新颖的理论和观点。
第四,要说清楚“中国观点”,也要讲清楚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成立新型的现代国家的时间并不长。从1911年共和国的成立算起仅一个多世纪,从伟大的新中国的诞生算起仅70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对中国的这个特点非常陌生。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熟悉中国国家形成历史的人都会赞叹,这是一个与中国悠久历史和中国今天国家制度均非常吻合的倡议。历史性与现代性、古老文明与新兴国家、传统与现代……只有将这些看似矛盾或对立的特性结合起来,才能说清楚“中国观点”,这也是“中国观点”往往会与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五,要先讲清中国的价值观。“实事求是”“和为贵”“求同存异”……应该承认,我们今天还没有真正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言简意赅的“中国的”价值观。因为没有价值观为基础,“中国观点”会在道义上失去底气。
“中国观点”是中国对国际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提出中国对全人类共同利益和未来的“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观点”首先当然是对有关中国的事务的某种反映,但也不局限于这一点。“中国观点”也应该包含与中国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却有着间接关系的事务。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今天与中国“间接相关”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务,明天就有可能与中国“直接相关”。因此,我们不能再以“这不关中国的事”为借口,拒绝对世界任何事务提出“中国观点”了。
“中国观点”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观点”不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且“中国观点”将作为“中国故事”的升华而构成中国话语权的高端部分。“讲好中国故事”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将中国发生的事如实诉说即可,但提出“中国观点”则不仅要表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而且要上升至理论。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说人人皆可为之,但要讲清楚“中国观点”,则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学识修养、一定的历史素养、一定的语言能力、一定的思想深度。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花功夫培养这样的人才。并非人人有能力传播“中国观点”。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将提出、讲述和阐明“中国观点”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提上日程,特别是以培养相关人才为核心。政策制定以后,人的因素就是第一位的。“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全民介入,而讲清“中国观点”则需要特殊人才。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