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开展跨文化传播

【林光彬：坚定不移贯彻高质量发展战略思想】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林光彬认为，发展是社会经济矛盾展开与克服的循环过程，因此发展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既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也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40年前，我国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发展生产、提高增速就成为当时解决主要经济矛盾的首要选择。40年后，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和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需求侧看，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人们的需求实现了从有到优的转变；从供给侧看，粗放式的发展难以为继，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正因此，在新时代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仅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更要贯彻发展应该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让创新释放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协调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让绿色体现在永续发展的每个环节，让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让共享给予更多人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就能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摘编自《人民日报》

【黄刚、尹洁等：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开展跨文化传播】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黄刚、尹洁等表示，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化形态的国家和秉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展现中国形象时必须开展跨文化的沟通和传播，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开展跨文化传播，必须不断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一是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捍卫民族精神独立性，坚守但不保守，自信而不自负；二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主张，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三是增强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更加主动地设置国际交流的共同话题，将我们想讲的与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善于将中国之“道”融入中国之“事”，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四是拓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不仅要发挥好孔子学院、中外文化交流年等平台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还要着力提升中国的电影、文学等文艺形态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洪银兴：当前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洪银兴指出，改革的总体方向已经明确，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等。这些方向已明确的改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否则会形成体制的紊乱，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原因在于：一是进一步深化的改革是要针对难的、体制内的、存量的、全局的体制进行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涉险滩”，骨头越来越难啃，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为了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更需要顶层设计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进一步深化的改革着力点不是“破”，而是“立”。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针对过去市场化改革中某些被“破掉”的旧体制而没有“立出”新的体制方面，突出建设性要求，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革较多的是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取消和下放大量的行政审批项目，这是政府的“破”。这些“破”的同时必须要有“立”。

摘编自《人民日报》

【徐华亮：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徐华亮指出，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要充分注重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的协调耦合。首先，要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其次，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改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健全人才顺畅流动机制，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再次，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成果导向，改革科研绩效评价机制，完善科研平台开放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科技金融政策。此外，还要提升工业、建筑、交通、商贸、农村、公共机构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推动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强城市废弃物处理和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摘编自《人民日报》

【高帆：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发展前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发展前景。这里的韧性，有两重含义：一是存在对内外冲击的缓冲和回旋空间。中国是一个地理和人口规模罕见的发展中大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发展阶段落差。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和财政资源充裕，且中国政府具有立足于战略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组合关系持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动力和能力。“大国效应”与“政府—市场的动态关系”，使中国经济可以抵御和消化异常波动。二是存在保持较快增速和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牢固构筑在市场化和全球化两个“齿轮”之上。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迁，中国国内市场正经历从物质产品主导转向服务产品主导的重大转型。国内市场总量放大和结构变迁会刺激产业升级、经济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可见，因短期内某些指标变化而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产生悲观预期，是不恰当的，也是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