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长河——国学简史》

国学简史

陈 来

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 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 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习近平在2014年2月24日主持政治局学习时的讲话

一、前言

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是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不同，中 华文明一开始就是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域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它承载和积聚了规模巨大的人口，赋予了中华文明巨 大的稳定、吸纳和整合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文明有古 无今，有的文明有今无古，中华文明则有古有今，它在先秦时 代就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又经历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世 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连续性文明。中华民族与中 华文化是以汉族及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但中华民族自始以来就 是在多民族融合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发展的，中华文化也是 由汉族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明，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发展最充分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文化的基 础上产生的“天人合一”“天下和平”及家族伦理观念得到 了特别突出的发展。除了思想、学术、文艺、科学的丰富创造 外，中华文明在其长期发展中贡献了独特的制度发明，如汉代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的结合，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这 些制度发明为中华文明的长久赓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作为 上层建筑的文化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历史 上的繁荣发展，不仅是内部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不断 吸收外来文化，壮大、更新自己的结果，显示了中华文化广博 的包容性。因此，中华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是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在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对外交流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及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同时，中华文化的精神、中华 文化的发展也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自 强不息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奋发有为，不断前进；厚 德载物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能容纳百川，不断丰富壮大。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互为体现，在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为中华民族提供了 强大的凝聚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巨大的创造力。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 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 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 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今天，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 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把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和 传统美德弘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以加速实现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谓“国学”，即近代 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所创制形成 的固有的学术文化体系。如果从夏代算起，至19世纪后期， 这一学术文化体系的产生、形成、演变已经历了四千年左右 的长期发展。这一体系以经、史、子、集、儒、道、佛为主 要内容，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 的精神活动和取得的文化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追求，全面呈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 帜，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学术文化是整 个中国文化的精华与核心，中国学术虽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 体，但其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价值理念，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加以总结，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努力传承创新。 以下我们把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 术形态，以及历代学术流变的大略，作一简要的陈述和介绍。

二、汉字与典册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王朝，从夏到商周，是 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两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创造，在根本上决定和影响了后世中国学术的发展，这 就是汉字的发明和六经的形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发 明，也是中华文明起源时期最重要的独特的文化创造。有了 汉字及其体系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各方面文化创造才可能以 文字的形式代代传承，不断发展。汉字的产生约在夏商之 际，商代甲骨文字是目前所见的最古老的汉字字体。甲骨文 是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后期 的甲骨卜辞是现在所见的最古的成批汉字，距今三千余年， 其中汉字有4500个左右，已考释出2000个。目前已出土的甲 骨超过10万片，刻写在这些甲骨上的汉字总数约达100万个左 右。由殷墟甲骨文可见，当时的汉字已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 系，能够完整记录当时的语言，由此亦可知汉字的起源当更 早。甲骨文有大量象形字和会意字，也有大量的假借字，已 经有了不少形声字，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了。从甲骨文、 金文到以后的发展，汉字体系越来越成熟。中华文明地域辽 阔，各地方言差异很大，而汉字的体系可以通行不同的方言 区，便利并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对中国的政治、文 化的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汉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 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中国学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都离不开汉字体系。而且，传统的汉字的文字学，如说文学 在汉代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一直 是这一学术文化体系的主体，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人学者都对这一主体做出了贡献。 由汉字书写的典籍是中华学术的呈现形式。我国的典籍 起源甚早，保留在战国典籍中的《夏小正》，相传就是夏代 的历书，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历法文献，在当时已经达到 很精密的水平。《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文字 写在竹简上编连为册，说明商殷时已经有典册的文献了。早期 的典册以记录为主，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 大观，据《楚语》记载，春秋中期楚国用以教授太子的书籍就 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 《训典》等。其中的《春秋》就是一种史书，孟子说：“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 文，其文则史。”可见各国还有不同名称的史书。《墨子》书 中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甚至 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各国皆有史书，编年的史书皆称“春 秋”。据《左传》记载，春秋时还有《三坟》《五典》《八索》 等古代传流下来的文献，战国时代各国还有《史记》，此外还有 《世本》《竹书纪年》等史书。美国汉学家牟复礼说：“早期文 明中，再无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广泛而繁多的文献从公元前500 年以前流传下来，也没有比中国更重视书写和研究文献的。”

三、六经的形成

从西周至春秋，在所有的典册文献中，不论在当时或是后 世，最重要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如《诗》《书》《易》在春秋时代已经在政治、外交、社会生活 中被人们反复称引，成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经典。这六部 典籍，在春秋末期经孔子的整理删定，战国时已被称为“六 经”，如《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 《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 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 阳，春秋以道名分”，叙述了六经的文化思想特色。 《诗》后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分 风、雅、颂三大类。雅是贵族宴会的乐歌，颂是贵族祭祀的 乐歌，风则多是各地民间的民歌，大部分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 作品，也有少量商代的作品。《书》后称《尚书》，是我国 最早的政治文献汇集，分虞夏商周四部分，主体是周书即西周 的政治文献。《易》又名《周易》，后称《易经》，是古代周 易系统占筮的典籍，《周易》的经文为六十四卦与卦辞、三百 八十六爻与爻辞，是西周史官依据占筮经验积累而成，其中包 含了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礼》后称《礼经》，后世称《仪 礼》，是西周春秋礼制的汇集，记述了古代的礼俗制度，如贵 族社会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诸礼。六经中的《春秋》特指 鲁国的编年史书，《乐》是指关于音乐的理论与制度。六经 成书于孔子之前，它不是某一家一派的经典，作为夏商周三 代的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原始经典。其 中凝结着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智慧和主流价值， 如敬德、保民、重孝、慎罚、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文明历 经夏商周一千多年甚至更久远发展所累积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审美精神，成为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历史渊 源，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总源头。 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 早期发展的特色，是六经文化得以产生的丰厚土壤，而六经 又是礼乐文明的核心成分。在先秦，六经不仅属于儒家，更 是三代主流文化的经典。六经中突出体现了理性精神和人文 精神，《诗》《书》都把对神的信仰转为对现实人生和事务 的思考，远神而近人，关注政治和教育。六经也体现了历史 精神，《书》中保留许多历史文献；《诗》中也包含许多历 史情实；《春秋》是编年历史，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历史经验 的看重。六经也彰示了道德精神，六经的历史记述含有价值 批判与人格评论，《诗》有颂刺、《春秋》有褒贬，都显现 出六经的道德精神。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对六经作了删定整 理，对六经文本的确定和流传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使六经的 人文精神、理性精神、历史精神、道德精神更为突出，对后 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六经对现实政治社会的范导 作用也因孔子而更凸显出来，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 乱臣贼子惧”，孔子对春秋的修订，突出“惩恶扬善”的史 学功能，其道德史观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历久而不衰。不仅如 此，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传承六经为己任，成为先秦百家 中唯一重视文化传承的学派。由于六经是儒家传承的经典， 故后人也把六经视作儒家尊奉的经典，也表明儒家文化是延 续、承接着中华文明主流文化而来，孔子是三代文明的传承 与总结者。《史记》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这里的六艺即指六经，已可 见先秦的儒家在传承六经方面的贡献了。 秦始皇焚书后而《乐》失，只存五经，故汉武帝立五经博 士。后增加春秋三传、三礼，及《论语》《孝经》《尔雅》《孟 子》，至唐宋而成为十三经。十三经的核心与主体仍是五经的 体系，而这一体系已经充满了儒家的解释、发挥。

四、百家争鸣

礼乐文明在周代达到了繁盛期。春秋末期礼乐秩序逐步 解体，思想文化转入一个新的时代。春秋末期至战国时代， 是诸子百家的时代。由于春秋后期宗法政治秩序的解体， 即“礼崩乐坏”，士的阶层由原来贵族阶级中游离出来成为 私人讲学、著书立说的知识人，于是以前由贵族执掌的学术 走向民间。私人讲学的发展，推动了学术的自由发展，而社 会的大变动引发了对社会的思考和人生的深度反思。 从春秋末到整个战国，这一时期出现了孔子、墨子、老 子、庄子等一大批哲学思想家。当时弟子称老师为“子”， 故称为“诸子”。诸子之学及其传承后又称子学。诸子之 学的内容虽然部分地有其历史渊源，但诸子之学的兴起主要 是大变动时代所引发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其中孔子开创 了儒家学派，墨子开创了墨家学派，老子、庄子开创了道家 学派，各家蜂起，故称为“百家”。诸子百家互相争辩，形 成了“百家争鸣”的自由争论局面，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大发展。战国时各国君主礼贤下士以广开治国思路，学术政策宽 容，为士人探求新的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 境，促使不同观点的各种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庄子》 天下篇“百家之学或称而道之”、《荀子》解蔽篇“百家异 说”的说法都是当时状况的真实反映。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 可以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繁荣相媲美。 诸家之中最突出的是六家，即儒家、墨家、道家、法 家、名家、阴阳家。儒家注重历史，传承文化，倡导仁政爱 民，强调伦理秩序，重视道德修身；道家追求清静，注重无 为，主张自然，倡导超离世俗的逍遥自由。墨家提倡兼爱非 攻，主张非命强力，反对繁饰礼乐，后期墨家对名、辞、说等 思维形式作了研究。法家注重法令，重视刑罚，强调富强，关 心实际运作。名家重视名实关系，议论合同异、离坚白，辩论 白马非马，注重概念推理的研究。阴阳家倡导阴阳五行，提出 五德终始以解释历史，重视研究天人之际，对天学律历有所贡 献。六家之中又以儒、墨、道、法四家为最重要。 与古希腊哲学家更重视对自然的追求不同，诸子百家更 重视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战国初期儒、墨并称“显学”， 到战国后期，儒、道两家在哲学思想上影响最大。在此后的 中国文化历史上，在精神的发展方面，形成了以儒为主、儒 道互补的基本格局。在政治的发展方面，形成了以儒为主、 儒法并用的实践体系。儒家崇仁、道家贵和、墨家尚力的价 值观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的形成都产 生了深刻影响。不同的思想体系都提供了它们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而最终儒家的价值观构成了 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主流。 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主张，这是 中国学术史上最为自由、活跃、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 是西方历史学家所称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 精神的一大飞跃，开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一时 期中国哲学思想的灿烂发展，可与同时希腊、印度的思想繁 荣相媲美，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六家之外， 加上纵横家、杂家、农家就是“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即为 十家了。这是后来汉代的说法，其实还有兵家、医家等。诸 子百家时代的学术思想奠定了此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源 泉，也促进了同时代学术的全面发展，如左丘明的《左传》 是编年史学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历史文学的开创之作。屈原 的《楚辞》是《诗经》后第二部诗歌总集，《离骚》《九 歌》等都是不朽的文学诗篇。战国时代甘德、石申著有《岁 星记》《天文星占》《石氏星经》等书，在天文历法方面已 达到很高水平。在医学方面出现了最早医典《黄帝内经》， 以阴阳五行解释病理，《墨经》中记载了当时物理学的知识 和技能，《周髀》中也包含有东周时期的天文学成就。

五、两汉经学

孔子删定六经，此后儒家不断传承六经。儒家的传经亦分 为多家，据《汉书·艺文志》，在孔子和七十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时期，儒家传承 六经的重要方式是通过为六经作传、序、记来解释六经的义 理，并通过此种对经典的发挥来发展儒家思想。如《易传》 《礼记》《诗序》《书序》《春秋传》等，这些战国时代的 解经著述到汉代便开始被归入五经的体系之中了，如《易 传》十翼到汉代已附经而成为《周易》一书的必要部分了。 《易传》发挥了《易经》的哲学观念，不是把世界理解为神 的创造物，而是把世界理解为生生不息、永恒变化、阴阳协 调的自然总体过程，在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世界观。 经学的真正确立是汉武帝时代，先秦的六经到汉代时 《乐》已遗失，唯剩五经。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 术”的建议，置五经博士，罢百家之学的博士，太学收博士 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二百人，元帝时增至千人，王莽时 博士弟子达万人，东汉时达三万人。博士弟子毕业后优秀者 可任政府官员或地方属吏，改变了政府人员的构成，以文人 为主的政府得以实现。五经的博士及其弟子员，以五经为研 习对象，从而形成经学。从中国文化的历史来看，经学出现 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的力量把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文明经 典宣布为国家经典，设立博士制度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 国家政治、法理、意识形态的根据。在国家制度的层面确立 了中华文明经典的地位，保证其传习，欲使之永久不变，客 观上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建立了体制的保障。这也就确立了经 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经学学术于是大大发展起 来，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形态。孔子儒家对学习的重视与经学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崇尚学问的文明的 特色。汉代儒学和经学合为一体，也确立起了作为主流思想 的地位，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儒家主张的五伦（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与五常 （仁、义、礼、智、信）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六经和儒家 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成为影响后来中国学术史的重要思想。经学地 位确立后，汉代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注释家和注释作品。也应 指出，西汉前期推崇道家，汉武帝独尊儒术，此后诸子之学 中，除了儒家和道家外，其他诸子之学逐渐衰微了。 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一场浩劫，除《乐》书 之外，五经赖儒生而保存下来。汉初经过整理，五经各有传 承，武帝立五经博士，所用的经书文本即是用汉代文字整理 书写的，称为“今文经”。西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壁等处 发现与五经有关的战国文本，用战国文字书写，故称其为“古 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不同主要是古文经的文字与篇章与 今文经有所不同，如汉武帝时于孔府旧宅壁中得的《尚书》， 较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而且还发现了一些今文所 未传的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为西汉武帝以后所 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 也立于学官，因一时未能实现，于是引起了今、古文经学的 分立和争论。今文经学利用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发挥，重在 发挥微言大义，在西汉是主流。如董仲舒力图用阴阳灾异说 的经学约束大一统的君权，以引导治国理政。古文经在东汉昌盛发展，注重章句文字训诂，突出历史和文献的研究。经 学的这种内部分歧、相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在学术思想上 来看，今、古文经学代表了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今文经学 注重思想，发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强调通经致用，但弊 病是与当时的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关注文本的章 句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 术性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 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今文经学，表现出对经学 大义与社会价值的强调，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 总结性。后汉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对古代制度名物作 了广博专深的研究，结合今、古文两家，成为汉代经学学术 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两种学风及其分立，具有一定 的普遍意义，因而在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六、《史记》《汉书》与《说文解字》

中华文化富于历史观念的特性在汉代得到充分体现。汉 武帝时司马迁完成了伟大的《史记》，他对《史记》的著述 旨趣曾作说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把宇宙变化与人文历史相联接，而求其统一与差异， 此即“究天人之际”；把历史的古今变化相贯通，以认识 历史的趋势，这是“通古今之变”。由此确定了中国史学的 理想目标，也奠定了中国史学的根本精神。《史记》由十二 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组成。其中“本纪”按年代记载一代盛衰大事；“表”以记录某些历 史现象的变化；“书”用来记载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现象， 具有专史性质；“世家”融合本纪、列传的形式记录诸侯及 主要历史人物的家族历史；“列传”主要记载人物。《史 记》将这五种体裁形成一个整体，突出以人为本，符合中国 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化精神，创建了全新的综合性的史体—— 纪传体。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成为中国史书的最主要体 裁，此后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史记》是一部具有世界视 野的宏大的中国通史，与汉代大一统国家的规模气度相符合。 东汉初期的班固作《汉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 的皇朝断代史，记述了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结构由纪、 表、志、传四部分组成。《汉书》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改 进，去掉“世家”，将其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史体 例，篇目也更加整齐。尤其是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等的 增加，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内容，成为此后断代史的范例。 史学是中国学术最稳定的部门，没有学派纷争，而其他学术 部门的纷争则往往要通过归向史学来解决，史学渐渐成为中 国学术的骨干。当然，在中国学术的体系中，史学也会受到 经学及其价值观念的制约。无论如何，就古代文化而言，中 国古代史学内容的丰富、形式的多样、制度的完备、理论的 精善，是世界历史所仅见的。梁启超曾说：“史学在世界各 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可见中国古代史学对世界文明史 的贡献。 两汉时与六经成书的时代相隔已久，经书中的语词多不易理解，加上流传中文字的变易需要说明，西汉已经有了 最早的训诂词典《尔雅》，后来竟列入十三经。《尔雅》全 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 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由于《尔雅》在文字训诂学方 面的巨大贡献，它以后的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 著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随着经学的兴盛，适应解经 需要的《说文解字》也出现了。《说文解字》标志着汉字学 的创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汉文字学著作。许慎是 古文经学家，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他著 《说文解字》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古文字的源流以正确训释五 经，另一方面则为了救治随意说解文字的现象，正确理解文 字的由来发展。《说文解字》总结发展了六书理论，为中国 文字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将六书理论运用于 对具体文字的说解上，达到很高成就。《说文解字》创造了 汉字部首编纂法，从汉字中抽取部首，再用部首统摄汉字， 这种用偏旁部首立部，汇集汉字的方法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说文解字》还在保存秦汉全部小篆的同时，保存了部分先 秦的古文字，为后世研究先秦古文字提供了重要依据。《尔 雅》学和《说文》学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部分。

七、典籍图书

先秦的典籍，到战国末期已经相当可观。但经秦代的焚 书与战乱，毁亡不少。汉代初年便搜求散佚的典籍书册，西汉后期对当时存有的图书进行了整理，刘向写了《别录》。 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总括群书，区分部类，写成《七 略》，把书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 略、方技略六个部分，六略共著录书籍13269卷，其中多为先 秦典籍，也有汉人的著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学术文化之规 模。六艺即经学，诸子即子学，亦即诸子百家之学，诗赋主 要是战国与汉代的赋，这三类是群书的主体。《论语》和《孝 经》，在汉代的地位高于诸子，故不在诸子略，而在六艺略。 后三类兵书、术数、方技包括科技层面的文化创造，术数以 天文历数为主，方技以医经病方为主。《七略》是中国学术 的最早分类体系，《汉书·艺文志》保留并采用了这一分类 体系。这一体系适合于当时书籍和知识的状况。 到魏晋时代，郑默、荀勖进一步收集文献图书，而将群 书分为四部，甲乙丙丁，甲为六艺等，乙为诸子等，丙为史记 等，丁为诗赋等，次序为经、子、史、集，初步形成了后来四 部分类的体系。与汉代的《七略》相比，此种分类把《七略》 中的兵书、术数、方技并入了诸子的部分，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把“史”独立出来为单独的一部，突出了史学的重要性，这 相当重要。这四部图书当时合29945卷，近三万卷，较《汉书· 艺文志》著录的书籍增加了一倍多。东晋时李充编四部书目， 仍用甲乙丙丁四部的名称，次序则为经、史、子、集，更接近 后来的四部体系了。至唐初编隋书经籍志，废去甲乙丙丁的名 称，直接用经、史、子、集为四部名称，确定了此种分类即名 称在中国图书分类的主导地位。此种分类表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是以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四大类为主。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从这一时期开始佛教、道教书籍的大量增加，在 书籍分类中也产生影响，如梁阮孝绪编七录，“一曰经典录， 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 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述录，纪术数，六曰佛录，七曰道 录”。在经、史、子、集四部外加佛、道二录，即在经学、史 学、哲学、文学四大类外再加宗教类，反映了佛教、道教书籍 急速增多的事实。《隋书·经籍志》著录四部存亡图书共4190 部，49467卷，近五万卷，比魏晋时又增多两万卷。再加上佛、 道二录，总数达56881卷。中华学术文化在当时的发展水平和 体系特色，于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代，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宣告代表了中国文化对于文章文学的自觉，文学在古代文化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文学书籍在古代典籍中的比重也越来越 大，以至于后来集部图书大大超过了经、史、子类的图书。这一 时期，在文学理论上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是在中国文 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魏晋南北朝文论的集大成 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梁昭明太子萧统辑《文选》，将周 以来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的优秀作品集为一部书，作为文 人学步的楷模，此书对后世影响长达一千三百多年。

八、魏晋时期的玄学与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社会动荡，从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战乱频仍，晋室南渡，北方世族过江避乱，文化 也随之发生变化。 东汉的经学已经流入繁琐的境地，至魏晋为之一变。 何晏、王弼解经以理性驱除迷信，以简易取代繁琐，学术气 象变化一新。何、王更创立玄学，成为魏晋学术的主导形 态。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而兼蓄道儒的学术思想体 系。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把《周易》《老子》《庄子》作为其 基本思想典籍，合称“三玄”，故后世称魏晋学术为魏晋玄 学。玄学讨论的中心课题是“有无本末”，亦即天地万物存 在的根据和作用。玄学思想家强调以无为本，贵无轻有，把 无作为世界和万物的根据；又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 至“非汤武而薄周孔”，弃经学而尚老庄，具有鲜明的道家 特色。重视儒家立场的思想家则提出“崇有论”以反对“贵 无论”，提出“名教中自有乐地”以反对蔑弃礼法。向秀、 郭象著《庄子注》，以万物皆自生说反对把“无”作为世界 的根源，调和“贵无”和“崇有”，而倡导“游外以冥内， 无心而顺有”的“任自然”的精神境界，成为魏晋玄学的高 峰。玄学作为以道家为主的学术思潮，极大发展了老庄思想 的精神层面，对生命、心灵、精神自由的追求，对自然的向 往，拓展了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和深度，使老庄思想更深地影 响到艺术、文学。玄学的思维水平和精神境界高于经学，但在 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的结合程度上低于经学，主要是玄学过 于追求玄远，与人伦日用相脱离。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开放，在 玄学之外也出现了一批子学论著，如《物理论》《言尽意论》《神灭论》等。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学术称盛，科学、文 学、艺术也得到很大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隔 绝，使得南北文化的地域特征明显分化，南人学问清通简 要，北人学问渊综广博。《隋书·儒林传序》：“大抵南人 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隋唐时南北经学 学术已渐沟通统一，但南北的学风始终有所不同，这也在相 当程度上增益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丰富性。 中国古代的鬼神、祭祀、巫术、神仙、方术是道教的历 史文化渊源。先秦的老庄之学、秦汉的黄老之学是道教的思 想理论来源。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是为原始的民间道教， 以《老子》为经典。又有太平道，利用《太平经》创立道教 组织。晋代葛洪撰《抱朴子内篇》，阐述了神仙方术理论， 发展充实了道教的内容，是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著作。当时已 有道经、符图257种，1179卷，后多亡佚。东晋中期以后道书 继续作成，到南朝时梁阮孝绪统计，当时道教典籍已达425 种，1138卷。道教重视身体生命、强调养生，追求长生和得 道，形成了各种炼养的方法。早期道教逐步统一为天师道， 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建立了北天师道，南朝刘宋陆静修 吸收佛教仪式，创立斋戒仪范，改革为南天师道。陶弘景吸 收儒、释思想，构造了道教神仙谱系，明确了道教的传教系 统。陶弘景还修纂成《真诰》20卷。《黄庭经》是道教内丹 修炼的著作，《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经陆静修、 陶弘景的搜集和分类整理，也对后世影响很大。陆静修所撰 道书目录著录经书、符图1228卷，他首创了对后世道教影响深远的“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南北朝是道教大发展的时 期。道教典籍中包含了很多科学的内容。

九、隋唐佛学与文学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自西汉 末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盛行，如北魏 建佛寺三万多座，译经一千九百多卷。佛教初来中国时，大 小乘都被介绍，后来大乘般若“缘起性空”思想成为中国佛 教的主要基础。东晋僧人解说大乘般若性空思想时，糅合玄 学，形成“六家七宗”。汉传佛教发展到隋唐时代，达到了 它的巅峰，出现了中国佛学的宗派，即天台宗、法相宗、华 严宗、禅宗等。以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为标志，中国佛教 已取得了完全独立和成熟的形态，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 机组成部分。 天台宗创始人为智 ，他汇合北方禅学和南方义学，提出 定慧双开、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崇奉《法华经》。天台宗的 主要理论是“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说 明世界万物的实相是空、假、中的统一，“一念三千”说明 一切事物相互包含、贯通一致的关系。法相宗为唐初玄奘所 创，他曾赴印度取法，归国后译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多卷。 《成唯识论》为法相宗经典，主张八识论，讲“万法唯识”， 认为一切现象不过是“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又称“唯识 宗”。华严宗奠基者为杜顺，尊奉《华严经》，主张万物性相通融，无障无碍。实际创始人为三祖法藏，认为世界上一切 事物都是由六相两两相别相成，同时具足，互融无碍，因而 叫作“六相圆融”。华严宗的基本理论“法界缘起”论对后 来宋明理学的思维有重大影响。禅宗起于北魏末，始祖为达 摩，融合了玄学虚静思想，后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简 明教义，为佛教中国化开辟了新路。六祖慧能的讲法记录后 被整理为《坛经》，是禅宗传法的经典。慧能的思想强调“以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 有，不假外求，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认为人人都有成 佛的本性，以“明心见性”为修行宗旨。禅学的特点是把禅 的境界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慧能的佛性论扩大了成佛 对象，使禅宗有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禅宗在唐代前期分 为南北两派，北宗神秀持渐悟说，南宗慧能倡顿悟说。北宗 主渐修，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行才能逐步掌握佛法而觉悟成 佛。南宗则主张顿悟，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不需要长期 修行，不需要施舍大量财物，不需要繁琐的宗教仪式，只要 自己认识到自己本来具备的佛性，就可以顿悟成佛。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共582 部，4172卷，成就非凡。中国佛教各宗派，将儒家的人文精 神、道家的任运自然的人格理想有机地整合到自身的体系 中，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色与文化精神。中国化 的佛教重视现实，突出心性体验和解脱境界，强调易简的觉 悟方法，这些都与印度的佛教有很大不同，充满中国文化的 特色，中国佛学也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禅宗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将印度佛教的精髓融入到本土文化 中，又以其简洁明快的方式、生动传神的语言风格、无所执 着的禅意觉悟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喜 爱。中唐以后，禅宗南宗迅速流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唐末五代陆续出现了五个禅宗支派：沩仰宗、临济宗、曹洞 宗、云门宗、法眼宗。宋初的《开宝藏》是第一部佛藏经，入 藏1076部，5048卷，经版达13万块，唐以前佛教学术的发展， 由此可见一斑。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提供了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最 佳实例。中国佛教的成熟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结果，又 广泛传播至东亚，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 魏晋时文学、诗歌创作已达到较高水平，至唐代，诗歌 发展蓬勃兴盛，成为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清康熙时辑《全 唐诗》，收唐人诗近五万首，作者二千三百余人。李白、杜 甫、白居易等是唐诗的伟大代表。唐代的诗歌、文体改变 了魏晋以来旑靡骊丽的文风，呈现正大平正的气象。唐诗从 不同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同时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自 然、热爱和平、追求自由、反抗黑暗、积极入世的中华民族 性格和审美心理。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提出“文者 以明道”，对改革文风产生深远影响，并与新的儒家思想运 动相呼应。唐代开启的散文运动，坚持先秦两汉的传统，以 文章为文化的命脉所系，以文章为社会与历史的维系，以文 章表达生命情感的理想，追求文与道的统一，确立了文章之 学的典范。唐宋古文家倡导“文以载道”，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为文学注入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宋代诗文继承了唐代，欧阳修的散文以“明 道”“致用”为宗旨，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摆脱绸缪婉转之 风，豪迈奔放，奋发激越，感情充沛饱满。陆游的诗情思并 茂，洋溢着爱国之深情，都显示出唐宋文化的从贵族化士族 到平民化士大夫的转变。中国的诗文与哲理相通，受儒家的 家国情怀和道家的自然理想影响甚深，中国的文艺传统强调 文学不离人生，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必是人生修养的最高 境界，也是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的具 象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始于 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发明，科举考 试重视经义和诗赋等人文教养，对经学的普及和诗赋的繁荣 也有促进作用。

十、宋明理学与学术文化格局

南北朝的经学注疏繁多，使经学解释不能统一，经学大 义不能突出。唐代孔颖达奉旨修《五经正义》使经学的解释 由繁返约，有所统一，为科举考试提供了依据。从汉至唐， 崇仁、贵和、尚德、利群，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由 于五经产生于孔子以前，在伦理和道德价值方面的表达流 于粗放，尚未凝练，对人生真理的探求较少。而孔子在总结 三代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经过后世孟子、荀 子、董仲舒等大儒的发展，已多方面发展了五经的政治、道 德思想。又由于道家思想经魏晋时代得到系统发展，佛教发展在隋唐更达到鼎盛局面，二者对儒学的主流思想地位构成 了严重挑战。儒学仅靠原始的五经和经学已经不能完全应付 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为了总结、发展儒家思想，回应佛道的挑 战，儒学通过吸收佛道的有益成分，发展出了新儒学，即“理 学”，亦称“道学”。相对于汉学，理学又称“宋学”。理学 在北宋产生，经南宋和元代的充分发展，在明代达到高峰，故 简称“宋明理学”。与经学重文献、重政治不同，理学把《论 语》《孟子》《大学》《中庸》集结为“四书”，大力阐扬、 发展了“四书”中的心性论、工夫论，注重人生修养，强调人 生真理，使“四书”的地位超过“五经”，而成为一种以新经 学为基础的理学思想体系。以理学为主体的宋元明清儒学重 新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中心，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 继承了韩愈、范仲淹等儒者的理想追求，理学在北宋奠 基于周敦颐、张载，建立于程颢、程颐及其弟子，至南宋朱 熹而集大成。周敦颐、张载用太极或太虚的气一元论，坚 持宇宙的实在，结合易传的宇宙论模式，建立起抗衡佛老的 本体宇宙论。但周、张的宇宙论还未在人性与天道之间建立密 切的联系，在正面论证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上也还不直接。二程 针对经学只求解释辞训，提出“道学”，把对“道”的追求置 于首位。他们用“天者理也”“性即理也”“格物即穷理”重 新解释经典的内涵，认为天不是神而是理，性是人所禀受的天 地之理，主张格物就是穷理，从本体论、人性论、知识论三个 方面真正建立起了理学。朱熹继承了北宋道学的发展，通过其《四 书集注》等著作，把这一理学发展为以“理气”“心性”“格致”问题为中心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全面的体系，并使 理学的心性工夫论得到细致的发展。宋明理学的体系主要分 为两大派，即程颐、朱熹代表的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守仁 代表的陆王心学。程朱理学把伦理原则提高为宇宙本体和普 遍规律，虽然使古典儒学获得了本体论的基础，但在道德 实践上，把伦理原则更多作为外在权威，未能重视道德实践 主体的能动性。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提 倡“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与朱熹相对立，建 立和发展了心学学派，认为人心即是道德主体，心自身能决定 道德规范，突出了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原则。“理学”和“心 学”的互动、论争贯穿并促进了理学的发展。理学重视道德规 范和道德修养，主张以天理节制人欲，以道心统率人心，以成 圣成贤为人格追求。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复兴的运动具有崇高 的理想，典型地表达为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代书院开始发展，以师徒传授、讲学为主的书院，讲 明义理，躬行修养，促进了理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地方教育 文化的发展。宋以后，在理学的带动下，小学、蒙学渐渐发 达，有力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普及化、大众化、通俗化。 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宋金元的道教向心性开展，吸收禅宗 的心性修养，发展了道教的内丹学，迎来了道教的新发展， 推动了三教融合的趋势。宋明理学从元代起不断传播至东亚 韩国、日本等国，成为塑造近世东亚文明的重要文化成分， 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文化体系。宋代史学有新的发展，司马光与北宋理学关系甚深，他 的编年通史《资治通鉴》上启战国，下终五代，是《史记》 以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是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名著， 对此后史学发展影响很大。宋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较高成 就，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种发明并非始于宋代，但在宋 代技术更加进步，宋代以后传播到欧洲，对欧洲文明的发展 提供了异乎寻常的推动力。沈括的《梦溪笔谈》包括天文、 历法、算学、光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知识，是一部 综合性科学专著，对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影响。明代后期出现 了一批科技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 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游记，以及方 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达到了古代科技的高峰。应该看到，宋 明时代格物穷理的学术思想与科学的发展之间有一种积极的 相互影响。 明末清初，黄宗羲等完成了记述宋明理学的《宋元学 案》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100卷，分安定、泰山、高 平、伊川、晦翁、水心等91个学案，记述了两千余位宋元学 者的生平、思想、学术宗旨等。《明儒学案》62卷，以王阳 明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全书共记载了明代210位学者，依 次叙述传略，摘录其重要著作或语录等。这两部学案是我国 最早的学术史著作，足以呈现出宋明理学与理学家群的宏大 面貌。 宋明理学近八百年的持续历史提示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 展趋势：两汉经学使儒学得到发展并确立了主导地位；魏晋玄学使道家思想得到发展，儒道互补的格局得以成形；隋唐 佛学使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达到兴盛，中国文化 的儒道互补变为儒释道互动的三元结构。宋明理学使儒学重 新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理学吸收了佛道的思想因素，社会 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三教趋向融合的稳定格局，适 合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自隋唐以来，三教互相影 响，共享了中国文化注重平和、宽容、理性的性格，形成了 世界上少有的和谐的宗教关系。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 治世，成了宋元以来历代王朝的文化共识。 总体上说，宋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以经学为核 心，以史学为基础，以子学为义理，以文学为辞章。在历史 上清代也有学者把中国学术的内容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 学、辞章之学，以义理之学指宋学，以考据之学指汉学，辞 章之学即文学。与一切事物一样，除了外部的社会因素外， 中国学术的内部发展动力来自于其内在的多样性和矛盾关 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论辩和相互批评。中国学术发展到 宋代，文学、经学、理学之间的关联与紧张在一定程度上构 成了中国古典学术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当文学仅成为一 种辞章之学时，就会受到经学的排斥，要求回归经义。而经 学的发展容易流为章句之学，当章句训诂遮蔽了道德义理 时，便受到义理之学的批评，要求取而代之。宋元明乃至清 前期，中国传统学术总的价值取向是思想义理重于经典研 究，经典研究重于文学诗赋，这是古代所谓辞章、考据、义 理的互动，也是经学、理学、文学的互动，学术的争论和派别多是由此而起的。宋元明时期形成了以义理之学为主，义 理、训诂、辞章三者互动的学术文化格局。

十一、清代汉学与大型文献编纂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要求扭转明代理学专求心性的偏 向，倡导以六经为根柢而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重 要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儒家注重社会实用的文化价值观，历 来受到肯定，故清代在流行以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 学三分学术的同时，也有学者注重在三者之外增加经世之 学，以重构中国学术文化的格局。但由于清代统治者加强文 化专制，大兴文字狱，清代中期学者多转向古学考据训诂， 因其学风近于汉代古文经学，又称“汉学”。乾嘉学术以汉 学为标榜，推崇汉儒训诂学风，不满宋人以义理解经之法， 在学术上形成汉宋之争。汉学强调训诂考据，宋学注重思想 义理，清代的汉学作为对宋学的反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形成的。乾隆嘉庆间的考据学者，治学范围由原来考求经 义变为穷经证史，研究范围包括字义训诂、辨伪考，及对典 章制度、名物故事的考核。乾嘉学术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 以惠栋为奠基人，主要成员有王鸣盛、钱大昕等。皖派以戴 震为首，成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晚期有焦循、 阮元。两派共同点是审名实，重证据，从文字音训去解说经 典，从经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其不同处 在于，吴派推崇汉代经说，多治《周易》《尚书》；皖派擅长三礼，精于小学、天算。乾嘉学术的代表作有惠栋的《周 易述》、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 榷》、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乾嘉学派对古籍文献整理及历史 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特点是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 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 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 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清末 民初的国学研究颇有影响。但乾嘉汉学治学限于注疏，训诂 明未必义理明，不重思想，脱离实际生活，仅成为一种文献 学问，末流则陷于支离繁琐。鉴于乾嘉考据学的流弊，清代 后期曾国藩等再次强调经世之学的重要性，强调学术思想要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 清代的乾嘉学术与《四库全书》也有一定关系。南宋《直 斋书录解题》著录四部书3096种，51180卷。明代《永乐大典》 编纂于永乐年间，是中国的一部巨型古代典籍，与法国狄 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要早三 百多年，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其编 撰宗旨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 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 繁”。其中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 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 11095册。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 籍有近八千种之多，比宋代增多五千种左右。清康熙时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6编 32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清代《四库全 书》是在清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和诸多考据学者参与下编成的 巨型丛书，著录书籍10000余种，17万卷，较之宋代增多了 十多万卷，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主要图书。《四库全书》 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 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 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 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 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清代统治者借 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 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 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 籍就有三千多种，数量十分巨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正统 道藏》和《乾隆大藏经》大全式地收录了道教和佛教的著 作。《正统道藏》共5305卷。《乾隆藏》全藏共收录经、 律、论、杂著等1669部，7240卷，共用经版79036块。法 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18世纪中叶前中国出版的书籍超过 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出版的总和，可见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 贡献。 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学术创造的载体，虽然中 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部分，其他未能 保存的典籍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但保留至今的文化典籍仍可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先贤创 造的巨大的文化成就。

十二、近代中学、西学、国学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一些爱国士 大夫纷纷探讨“天朝大国”失败的原因，他们开始抨击注重 修身养性的理学和注重整理古代典籍的汉学，提倡“经世致 用”“励精图治”。林则徐在广州时就设立译馆，主持编译 《华事夷言》《四洲志》，主张了解世界。魏源受林则徐的 委托，编修《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 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知识，还没有涉及制 度文化，但是他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较 之只是从传统思想中寻找改革方案，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后， 在不断引进西学的同时，人们也就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进行了 讨论。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提 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 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 创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 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张之洞 在《劝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 政事，地 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些都是当时在清王朝统治之下围绕中学和西 学关系的讨论，而这些讨论都不同程度地顺应了西学被大量 引入中国的时代潮流，促进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积极向 近代西方的学习。 在近代学术中，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就开始翻 译西方书籍，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引入的大量西学论 著，开启了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行程。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重 大变化，与西方思想的输入直接相关。西方的进化论传入 便是突出的例子。严复在《原强》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 起源》，指出“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 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 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他翻译 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即“进化”。严复强调进 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们在认识这种规律后，不应当 自甘作劣等民族坐待灭亡，而应当奋发图强，以求“适者生 存’，改变被淘汰的命运；勉励人们要自强自立，力争自 主，争取优胜而避免劣败，以求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进化 论思想的介绍不仅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而且在 整个社会上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20世纪初，晚清民国之交，中华民族历经鸦片战争以 来至甲午战争的种种屈辱，遭遇了空前的国家危机，从而激 发起了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邓实等国粹派人士提出了“国 学”的观念。他们强调一个国家与其国学是共生共存、相互 依赖的，国家依靠其国学而生存，国学依赖其国家而昌盛。辛亥革命前的章太炎也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 人的爱国心。 近代中国使用的“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 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 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学”是 学术之义，故“国学”即本国之学的简称。用章太炎在辛亥 革命前的提法，国学可称“中国独有之学”，用刘师培的说 法，则可称“中国固有之学术”。吴宓在论述清华研究院缘 起中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吴宓所用的国学概 念，定义了国学的对象和范围，表达得比较清晰。第二种是 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以国学 为“中国传统学术”和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两种用 法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外延要小于“中国传统 文化”，后者往往无所不包，而前者是指侧重于学术形态的 文化而言。第三种是以“国学”代称“国学之研究”，“国 学研究”是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体 系的内容，包括哲学、古典学、史学、文学、宗教、语言、 艺术等。 国学研究在近代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第一派是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国学研究，在学问方法上延续 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在观念上导入近代的文化意识。 第二派是以北京大学胡适等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强调实证方 法和疑古思潮，同时也强调科学地整理古代文化。第三派是以清华国学院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跟当时世界学术的 中国研究合流的国学研究。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 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 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 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世界汉学、中国 学的研究方法相一致的。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的学术视野 和研究成绩，在当时已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水平。 清光绪时编有《二十二子》，选周秦两汉诸子22种，都 是各家的主要著作，颇便阅读。民国以后在整理古籍方面， 也做了一些工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最为著 名，全书凡3编，初编250种，续编81种，三编72种，由精选宋 元旧本、明清精刻，钞本、校本和手稿本辑成。中华书局出 版的《四部备要》也很重要，所收336种均为研究古代学术的 常备著作，为一般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尾声：当代国学热的意义

在经历了20世纪大半时间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否 定，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20世纪90年代中 期迎来了第一波“国学热”。不过当时的所谓国学热，无论 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 始。踏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 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 化的热情和需求扮演了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 从历史上看，后发现代化国家处在现代化工程初期时， 多采取启蒙式的文化动员，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而在 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追 求现代化而不得成功的集体焦虑。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 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 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 国，与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隔绝了多年之后的人们，在文化 信心得以恢复的同时，便急切地想要了解自己祖先创造的灿 烂文化，促成了对国学资源的全面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国 学热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发展的文化表象，是有其必然 性的。 国学热使我们意识到，分析看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 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及其近代曲折的 历史来认识，必须把它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生命过程联系 起来，把它视为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新篇和中华文明史的新开 展，看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历程的一部分，从中华民族的 角度理解它的成就。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 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当代的国学 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 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这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根源之所在。中华民族的精 神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滋养、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土壤和环境。 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 响，因此有时彰显而发扬，有时黯然而平淡。应当说，人们 越有文化的自觉，民族精神就越能充分而完整地得到发扬。 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 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 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这正是弘扬民族 精神的关键时期。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 开始。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 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 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对于中 华文明这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而言，文化自觉是促进文化 复兴的重要条件，文化自信促进了文化自觉，增强了民族生 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国学热是中 华文化复兴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国学热特别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 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 不同的意识形态，由此促进的文化转型，构成了当代文化景 观的大背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 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 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时代转型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安身立命则归结到心灵精神的安顿，心灵的需求比以 往更加突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 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 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 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 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 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 年来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 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 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 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目前的国学热主要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 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大众 教育和传播的热络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的发展，但是这 样一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改善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 化的态度，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从小熟悉传统文化，将使 这一代青少年对国学的向往越来越深，有利于新的一代人传 承中华文化，也使得国学研究有了更好的文化生态的支持。 事实上，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在学术研究层面 独立发生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渠道所 获得的文化信念与价值，在实践中坚持、信守、付诸于行 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壮丽故事而世 代传承的。而人民群众的文化信念也转过来影响着从事理论 论述的文化学者。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的普及化，不能只从普及的角度来评价，要深刻认识其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 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 因此，当代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 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都是 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当然，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 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 切问题。传统文化只是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其基础上如何大 力吸收世界文明中的先进文化，建构起适应人民需要的现代 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体系，发展政治文明、持续经济增 长、健全法制生活，繁荣文化发展，需要全社会创造性的努 力。同时也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 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过时的东西，使优秀传统文 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发挥其积 极的作用。 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 广大悠久、一统多元——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刚健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崇仁贵和、尚德利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 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中华文明的世界理想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 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 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 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 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丰厚滋养，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植根 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把中华优秀文化作为自己深厚的历史渊 源。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文 化是民族的生命血脉，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 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文化是人民的 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 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基 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 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 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 有益启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 难题的重要启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 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 扬，赋予其新的内涵。 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 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 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 量。今天，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积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努力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华文化当中 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 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 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造福 于世界人民和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