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2|来源：中国国学中心编 人民出版社系列读物
史学研究
清代的史学成就同样引人注目，官方和民间都有十分突 出的成果。 顺治二年（1645），御史赵继鼎奏请编修《明史》，得 到朝廷认可，至乾隆四年（1739）全书告成。全书本纪24卷， 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 《明史》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 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 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卷三十一）《明史》的特点是“体例谨严，文笔雅正”。 在体例方面，它不但继承了之前官修史书的经验与体例，还 有所创新，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加进了《阉党传》《土司 传》等内容。 《明史》虽由朝廷官员奉敕修纂，实借力于当时学者 之贡献。《明史》的绝大部分是就王鸿绪的《明史稿》加以 增删完成的，而《明史稿》实际上出自万斯同之手。万斯同 （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州人，以布衣身份 参与编纂《明史》。当时，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任《明史》
总裁，各个纂修官写成的稿子呈上来，都会送到万斯同手上 核阅并考证史事。 万斯同之所以熟悉明代掌故，与受学黄宗羲有直接关 系。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主要在考据学上，而黄宗羲在 史学上则有重要影响。黄宗羲早在参加反清斗争时，就开始 搜集南明史料，后又把搜集到的有关明朝史料汇集成《明史 案》。康熙七年（1668），又成《明文案》，广泛收集明代学 术文章。《明史》编纂时，曾邀请黄宗羲参与，出于遗民身 份，他拒绝参与，但同意弟子万斯同参与编修。 除《明夷待访录》之外，黄宗羲还写成《明儒学案》，奠 定了我国传统学术史的基本格式。在他稍前，有明末周汝登的 《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两部书，但格局比较 狭小，宗派意识强烈，不足以达到学术史的标准。《明儒学 案》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全书62卷，把明代214名 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组织起来。“学案”是对学问 能树立宗旨并且有所传承的学派人物及思想的介绍、整理， 专案十六，其他师承不明或不著名的人物，都归入《诸儒学 案》。每一学案之前，都有一篇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 和宗旨。继而是学者的评传，对学者生平经历、著作情况、 学术思想以及学术传授都作了述评。之后是学者的著作节 选，有些地方附有黄宗羲的按语。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整 个明代的学术思想，分别论述诸家的同时，又呈现出王学的 主体地位。后人评价它的特色道：“言行并载，支派各分， 择精语详，钩元提要，一代学术源流，了如指掌。”同时，该书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学案”体，成为中国古代学术 史研究的典范。 黄宗羲完成明代学术史著作后，还希望写成关于宋元儒 学的学术著作《宋元学案》，但未克成，生前只完成了17卷， 其子黄百家续作，全祖望、杨开沅、顾諟等补述，最后于全 祖望逝世前一年完成。《宋元学案》共100卷，计有91个学 案。黄宗羲奠定了一个大体的规模，全祖望因黄宗羲的原本 而对学案有增补，有修定，有次定，有补定。《宋元学案》 体例大体延续《明儒学案》，但最突出的改进是每个学案的开 头都制作了一个详细的师承传授表，层次分明地列出了案主的 师承、讲友、同调、学侣、门人亲传、再传乃至数传的关系， 使得一家学术及诸家间、先后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宋元学 案》和《明儒学案》是了解宋元明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黄宗羲主要活动于浙江一带，通过授徒讲学，在浙东 培养出一批史学人才。其弟子、私淑、后学最为著名的就是 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以及邵廷采、全祖望。浙东之学以史学 为特点，是清代学术的重要一脉。浙东史学的后劲当属章学 诚。章氏虽未受学黄宗羲，却继承了黄宗羲学问的统绪，并 自觉地以浙东史学成员自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在 清代学术中尤为突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 人。他“博学而能文章”，以史学自负。其著《文史通义》 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经世，而不 是空言著述，这就与黄宗羲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在他看来，六经记载的都是上古的治理实绩，古人从来没有离开具体的 事件空谈义理，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六经当中记载的 都曾经在当时实行过，因此都十分切近于人事。在他看来， 治经就是治史，也就是治先王的“政典”，在这个意义上，古 代学术没有后世所说的经史之分。他反对“舍器而求道”，即 离开具体的事物去追求道理，反对“舍今而求古”，即离开现 实社会研究古代，反对“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认为精 微的学问就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学者必须熟悉当时的 制度，这样的学问才是“实事”，而不是空言。在章学诚看 来，所谓的整理资料排比年代的“史纂”、搜求材料比对事 实的“史考”都不是真正的史学。 与乾嘉考据学相呼应，清代的史学考证也很发达。王鸣 盛、钱大昕、赵翼是其中的代表，三人治史的共同点在于以 治经的方法治史，强调以史证史，考证典章事迹之实。 王鸣盛（1722—1799），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 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人，历时三十年著成《十七史商榷》等 书。《十七史商榷》全书共100卷，对《史记》《汉书》等17 部正史进行了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等工作，又列举其最 终的典制事迹，诠释其中难以疏通的地方，审核其中的历史 事实。本书的重点在文字校勘，亦用力于典章制度的考证、 评价历史人物，也对史书的内容、体例等发表自己的见解。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江 苏阳湖人。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廿 二史札记》是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的，特点在于汇集类似的或有相互联系的事例，进而提出对历史上问题的看法。如 《太上皇》条，作者就按照时间顺序汇集各代记载，叙述了 从汉代到清代的太上皇的情况。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 又号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其《廿二史考 异》考订了《史记》等22部正史，仿照《通鉴考异》的体例而 成，每卷列原史书中的纪、志、表、传的标题，下面列需要 考异的条目。每条一般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待考证 史书的原文，下半部分则罗列证据，指出与其他史书相矛盾 或自身记载矛盾的地方，或订正原文相关错误，详略则视具 体情况而定，有的条目仅有几个字，有些则达上千字。 钱大昕在史学理论上也有所贡献，他反对“尊经轻史” 的态度，认为“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提高了史学的高度。 《金石跋尾》《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另两部代表作，这两 部书体现了清代史学的另一特点，即注重新材料的使用，广 泛运用金石学的成绩，对史书的缺漏、讹误等进行订补。 在史学上，清代的地方志编撰成绩也十分突出，清代编 纂的地方志占现存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朝廷不仅自己编纂了 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还鼓励各地编纂志书，当时 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也参与其中。 清朝作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统治疆域广大，对少数 民族边疆地区进行了有效管辖。清代的史学成就也突出表现 了这一点，边疆历史地理学较为发达，尤其是随着清末外来 侵略造成边疆危机，一些学者更加自觉地从事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并对中国周边各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进行考察。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省黟县人，重视 域外史地研究，其著《癸巳类稿》，是其考订经史、诸子、 医理、舆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汇编，对边疆历史 地理多有研究。如该书卷八有《驻扎大臣原始》，记录清廷平 定蒙古、回部、西藏的经历；卷九有《台湾府属渡口考》，可 以视为当时的台湾现代史，记述了清朝收复台湾的经过以及清 朝对台湾统治的一些事实。此外，还有关于澳门史、中俄外交 史、中缅外交史的相关记述、考订。 徐继畬（1795—1873），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 田，书斋名退密斋，山西代州五台县人。其编纂《瀛寰志 略》，从地球开始介绍世界地理状况，全书以 纲，按亚 洲、欧洲、非洲、美洲的顺序介绍了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 文明制度。其书所重在南洋和印度，主要由于在晚清的局势 下，这两个地区与中国边疆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此书在作者 及其朋友看来，并非一部简单猎奇的著作，而是一部“穷 理”的著作。
晚清学术
1840年以后，清廷内忧外患，尤其是外来侵略导致民族 危机加深。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一些爱 国士大夫纷纷探讨“天朝大国”失败的原因，有识之士开始 思考民族的命运，关于民族文化也是他们思考的要点。在他们看来，乾嘉汉学治学限于注疏，训诂明未必义理明，不重 思想，脱离实际生活，仅成为一种文献学问，末流则陷于支 离繁琐，对于经世致用则较少贡献。晚清学术的一大特点是 追求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特质直接继承 清初三大儒。前述边疆历史地理可以视作是这种情况的一种 反映。此外，在国学思想上还有一些人物值得注意，他们或 从传统文化内部进行思考，或中西结合，以期实现中国传统 文化的近代化。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 老人，福建侯官人，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道光十八年 （1838），他在广东主持禁烟。在此期间，他曾组织翻译西方 报刊书籍，关注西方动态。其中，他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 界地理大全》译《四洲志》，后并其他文献一起转交魏源， 收入《海国图志》当中。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他受林则徐委托，编纂《海国图志》，并在书中提出“师夷长 技以制夷”。其实在他1841年的《圣武记》中也提出“以彼长 技，御彼长技”的观点。魏源认为的西方长技，主要侧重在技 术方面，包括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魏源希望以西 方的技术最终抵抗西方的侵略，对西方的论述还未深入到制 度、文化等层面。魏源还是晚清著名的公羊学家，面对晚清 的历史变局，他将公羊学所讲的“三世说”加以发挥，主张 历史进化，他认为历史是无法退步的，后世可以胜过三代； 同时，他还发挥《周易》当中“变易”的思想，主张变革，要在当时进行变革。在面对西方时，魏源主张使天下富强的 因素，中国无所不有，正所谓“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他 相信，只要能立足中国智慧，吸收西方的技术，就能抵抗西 方侵略。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一号敬亭， 晚年自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晚清较早倡导改良的代表 人物。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 观点。他的特点在于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器物，还关注“西 学”。他提到的西学，首先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如基层民主 选举，试图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移植到中国；他还主张学 习西方的福利制度、救济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更为重要的 是他对西学的态度已经涉及西方的“学理”与“文化”，认 为在研习本国文化的同时，还要选拔专门之人，从小学习西 方的学问，包括算学、重学、光学等，特别是算学，在他看 来，西方的一切学问都从算学出，研究算学是研究西学的基 础。虽然冯桂芬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但他依旧固守中华文 化之自信，认为中国面对西方，可从固有文化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办法，在文化上不必依赖西方，只有在坚船利炮这一点 上要依赖西方。冯桂芬对中国文化寄予厚望，认为诸多比不 上西方的地方，要做到“道在反求”，返回本国文化寻求方 案。在制度上，他特别强调恪守伦常名教，探究“三代圣人 之法”。冯桂芬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涉及了西学与中学关 系的讨论。他讲，“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 强之术”，这已经有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处理中西关系的意味，可以视作中体西用思潮的先导。其后，关于中学与西 学的讨论日渐增多。例如，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 自当躬。”郑观应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 学，辅以西学”。郑观应还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 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纳入《大学》 所讲的道物关系之中，认为道为本、开其始，物为末、成其 终，中国精于道而粗于器，而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他进一步 主张“以西学化为中学”，达到本末的互补。1896年8月，孙家 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京师大学堂，自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 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 以西学凌驾中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 旧学；西政、西艺、西史 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 三》）这些都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表达。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 湖南湘乡人。晚清理学代表人物，被后世视为“理学经世 派”的代表。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朝正规军难以抵御 太平军。此时在籍丁忧的曾国藩奉诏办团练，进而建立湘军 对抗太平天国，最终在同治年间打败太平军。曾国藩的事功 业绩在古今儒者中只有明代的王阳明堪比，而其事业的艰辛 则非王阳明可比。曾国藩抗击太平军并非仅仅出于对清廷的 效忠，还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保存为号召，起兵抗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属《讨粤匪檄》，他在 其中认为太平天国毁坏学宫，侮辱先代忠臣烈士，甚至对佛 道教也“无庙不焚，无像不灭”，“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 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他 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湘军 中的骨干有很多都是当时的道学中人物，服膺程朱理学，如 罗泽南。甚至在与太荳尔·内伊大使说，中国为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重要的全球治理参与者。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国际上有些人发出怀疑中国的声音，但是柬埔寨不认同这种质疑——我们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认为它体现了习近平主席的敏锐和智慧。中国遵守国际法，致力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进步必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发展利好，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为世界繁荣作出贡献。
日内瓦国际贸易中心副执行主任多罗西·坦博说，中国注重发展伙伴关系，致力于世界各国相互联通、相互依存，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挑战。当今世界日益不稳定，地缘政治紧张时有出现，需要国际社会展现智慧和共同意志。
瑞士外国记者协会主席让·穆西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很多全球性挑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并不容易。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改善全球治理不断作出贡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办公厅主任安娜玛丽·侯在发言中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通过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十分赞同这一理念。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日内瓦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新举措，我们十分高兴看到中国在世界卫生治理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安德烈·瓦西里耶夫说，中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发展领域和其他领域日益活跃，发挥重要作用，让人十分钦佩。
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约瑟夫·卡萨耶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中国制定并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中国现在不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更关注发展质量，以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向世界证明可以通过互利共赢的办法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未来将在全球合作和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十分钦佩中国，希望未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世贸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韦恩·麦库克发言说，中国的治理架构十分独特，这是由其国情所决定的。世界上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只有中、印两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深刻理解治理人口大国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中国致力于多边体制和以规则为基础，在国际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飞速发展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仅关注提高效率，也关注分配公平。中国的发展遵循了这样一个逻辑：在实现快速发展后，注重发展质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值得发展中国家深入思考。
联合国“消费者联盟和信任协会”执行董事拉希德·考凯布在发言中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很有借鉴意义。在创新领域，发展中国家应从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条件，提高科研经费在GDP中的占比，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差距。在绿色发展领域，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环境污染与发展无关”的错误观点，避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在环保中寻找发展机遇。
洛桑大学教授潘澜拓则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要求铸牢制度的铁笼，关住权力的猛虎。习近平主席提出对腐败要零容忍，这尤为可贵。在很多大型欧美企业中，巨大丑闻往往都是发之于细枝末节。只有对小问题零容忍，才能避免出现大问题。
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教授多米尼克·乔利指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科研机构发展良好。今后将有更多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开展合作，因为当今中国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跨国公司应在其全球发展战略中对这种创新能力善加运用。
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菲利克斯·拉莫斯说，中国为世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发展道路、治国理政经验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
在座谈会的交流环节中，德国《商报》驻日内瓦记者扬·赫伯曼的发言，更像是一个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他说，中国有着独特的治理体制，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国的领导体制。中国这一模式是否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借用？
对此，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萨莫尔·内伊大使不等中国大使回应，就抢先回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要根据国情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而应结合国情加以调整。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俞建华大使说，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但是也不阻止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相通之处，都面临相同的发展任务，如工业化、城镇化、反腐、创新等。所以，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法国24新闻台记者、联合国记协副主席卡特琳娜·费昂刚—博宫卡在发言中说，日内瓦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相关国家发展和推动发展中国家贸易方面的巨大潜力。世卫组织已与中方签订协议，支持倡议发展，并利用倡议提供的平台推动世卫组织工作。当前，中国在全球卫生项目中的贡献日益提升，例如在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中方曾向西非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其他各领域的国际机构也纷纷开始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例如国际贸易中心已签订协议，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因为这些国际机构看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助力亚非国家发展。当前，世界政治潮流发展变化较快，世界日益动荡不安，中国正成为国际机构可以依靠的国家。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安德烈·瓦西里耶夫说，中国坚定致力于国际合作、全球发展议程，这些都是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条件。很高兴看到中国坚定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确保“不让一个人掉队”。联合国欧经委关注交通领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欧亚大陆交通连通。中国立足于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积极参与欧经委在东南亚地区的工作，协助打造良好的交通系统，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探讨交通合作。联合国欧经委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积极开展对华合作，特别是实施道路安全项目，确保交通领域发展符合环境标准和社会发展利益，使世界各国、各经济体和人民都能从中受益。
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秘书长穆希萨·基图伊说，“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一个促进互联互通合作的平台，打造地区和国际价值链，扩大产能投资。此外，中国今年将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大国而言，主动采取措施扩大进口十分可贵。
柬埔寨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萨莫尔·内伊大使说，当前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探讨颇多，柬埔寨已经亲眼见证、亲身体会了倡议带来的成果。
日内瓦国际贸易中心副执行主任多罗西·坦博发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创新精神和远见，目前已经吸引了众多国家的参与，潜力巨大。非洲大陆正在打造自由贸易框架，实施工业化政策，这些都可以与倡议实施对接，推动非洲大陆共同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