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长河——教育与科举、伟大的科技成就》

教育与科举

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研究，都要有一定的教育机制来维 护和推动。我国的传统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主要 是指官办的各级、各类学校，私学主要是指私家讲学、书院 讲学以及蒙学等。私学之兴，与官学相配合，可以对官学的 不完备起到弥补作用。私学的发展由私人讲学而逐渐完善， 出现了书院的形式。书院多有自己独立的宗旨，有精密的教 规教法，开展各种学术的讨论，氛围自由，促进了学术的繁 荣。私学当中，蒙学为初级或小学教育，私家讲学和书院教 育一般为高级或大学教育。 我国的学校教育出现很早。据传说，五帝时代就有大 学，名为“成均”。古代教育“官师合一”，而且属于贵族 教育。到了西汉武帝的时候，我国的学校教育才比较成型。 元朔五年（前124），武帝在首都长安兴建太学，由博士任 教，专门以儒家五经为教材。儒家经学是我国传统学校教育 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内容。隋唐时期，承前启后，官学体制 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成熟。 宋代的官学基本沿袭唐代，但也有比较大的改革。宋代 的中央官学，主要由国子监、太学、辟雍、四门学、广文馆 等大学性质的学校，以及律学、武学等专门性质的教育部门 组成。其中，国子监是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国子监的 长官为国子祭酒，同时，它也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又称“国 子学”。宋初，收揽人才主要是通过科举形式，学校教育未遑顾及。庆历四年（1044）始在首都开封复建太学。熙宁四年 （1071）创立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 逐级升迁。上舍生如果成绩优等，可以不参加科举，直接做 官。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在都城南 门外营建辟雍，作为太学的“外学”，太学由博士十人担任 教授。太学的课程主要以五经为主，熙宁以后曾行用王安石的 《三经新义》（《周官义》《诗义》和《书义》），南宋逐渐 恢复五经教授，后期又掺入理学语录和四书的教学。太学实行 考试之法，主要分私试和公试两种，私试每月一次，公试每 年一次。宋代的太学生还能关心朝政，敢于上疏书言事。 宋代地方官学也有较大发展。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 路、州（府、军、监）、县三级，地方官学以州学和县学为 主。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部分，北宋时期先后有三次比较有名 的兴学活动。第一次在范仲淹改革时期，庆历四年（1044）， 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规模大的县，也可立县学， 于是各地广泛建立了学校设施。第二次在王安石变法时期，熙 宁四年（1071），诏置京东、西，河东、北，陕西五路学。第 三次在蔡京执政时期，崇宁元年（1102）天下州县都一律设置 学校，县普遍设立小学。地方学校设有专门的学官来进行考 察监督，并仿照太学的三舍法办学，还由政府拨给学田来供 应食费，待遇优厚。 元明官学也大体继承宋代的建制，而明代比较有自己 的特色。明代的中央官学以国子监为主，其太学即指国子 学。由于明代有南、北二京，所以也有南、北二国子监，称“南监”“北监”或“南雍”“北雍”。明代国子监的规 模很大，生员有时接近万人。国子监也实行升迁之制，设立 六堂：正义、崇志、广业、修道、诚心、率性。前三堂为初 级，中二堂为中级，率性堂为高级。六堂由左、右司业二人 分管。地方官学，明代的也更加完备，天下府、州、县、卫 所都建学，统称为“儒学”。洪武八年（1375），还下令建立 社学，明孝宗时更是要求各级地方都立社学。 学校教育的发展，受政府主导，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养 育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需求。而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来， 科举成为士子入仕的首要途径。不少士子贪图速成，往往放 弃学校长期严格的教育而追逐于科举这一捷径。学校教育于 是成为科举的附庸或沦于科举化。宋代的科举最初时间不 定，或一年或两年一次，英宗时改为三年一次，成为定制。 宋代还开创了殿试，初步奠定了科举的三级考试程序。宋代 科举主要分进士科和明经科，而崇尚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包 括诗赋、经义、策论，王安石改革科举，曾废除诗赋，专考 经义，后来又恢复旧制。宋代科举取士的形式和人数极其宽 泛。元代仿照宋代实行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制定详 细的科举条例，“经问”专从四书范围内出题，而且专以朱 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年 历短促，开科次数有限。 明代是我国科举考试最为完备和定型的时期。明代科举只 有进士一科，三年一大考。考试程序分为童试、乡试、会试、 殿试。童试是资格考试，与地方学校考试相结合，最后中试者为“秀才”，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会试考中的称“贡士”， 殿试考中的为“进士”，进士一甲第一名为状元。明代的科举考 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四书仍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 准。永乐年间颁布《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 科举学业完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并且，在科举文体方面，形 成了固定的格律，讲究排偶，代圣立言，也就是所谓的“八 股文”。八股文成为科举的关键，士子的学业也就变成了八 股文的写作训练，以致他们学问空疏，文章千篇一律，严重 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才能，加剧了社会的腐化和堕落。科举 直到近代1905年才正式废除。 与官方的学校教育相并行而且最有影响的为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是官学之外的教育系统，承担着官学所达不到的社 会教育功能，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书院初见于唐代，但 最初是作为政府的藏书机构存在。五代到宋初这一段时期， 我国历史上才正式出现通常意义的书院。习惯上讲，宋初有 四大有名的书院，一种说法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 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应天府）书院，河南 登封的嵩阳书院；另一种说法无嵩阳书院，而有湖南衡阳 的石鼓书院。此外还有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也很有名，合计 之，可谓六大书院。宋初书院之所以有较大发展，源于宋初 学校未能兴起，士子缺乏读书受学的场所，有识之士便私人 聚讲，建立书院，代替了国家的公共教育职责。书院的兴衰 与学校的发达与否相应，学校衰弱则书院振作，学校兴盛则 书院败落。由于北宋的几次兴学，以致宋徽宗时欲全由学校取士，书院教育就停滞了。南宋时期，学校教育有名无实， 而书院又为之一振。 元代政府提倡设立书院，所以书院的数量不少于宋代， 但书院开始受到政府的节制，书院的主管成为政府任命的学 官。元代书院明显地官学化，但同时一批大儒隐居讲学， 坚持学术的宗旨，仍然能够操控教育的大权。明初，建立尼 山、洙泗两书院，但因为学校的完善，书院又荒废无闻。直 到明宪宗成化以后，方才重建书院，而正德、嘉靖年间，书 院的发展达到鼎盛，这与明代心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而明代 也有四次对书院的禁毁活动，以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执政 期间的一次最严重。张居正反对学者标立门户、聚徒讲学， 因故请毁天下书院，给书院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书院一般选址在山林隐秀之处，不少出于民办，也有官 办或民办官助等形式，不属于国家的教育系统。书院虽然不 断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但整个宋明时期，书院由著名学 者引领，大多能够坚持自由讲学，在研习的内容和风格上都与 科举化的学校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书院实质上保留了私学 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书院的主管称为“山长”或“洞主”等， 他们一般由学优德重的人来担任。书院的格局基本由斋舍、讲 堂、礼殿（祭祀先贤的场所）、藏书楼构成。书院往往有自己 的教规，最有名的为朱熹所定《白鹿书院学规》。书院的教 学活动以“宣讲”为主要形式，也很重视学生的自学自修。 书院也通过“讲会”的形式，扩大和加强学术的交流，这在 明代中后期很流行。书院平时师长与弟子之间的讲学或讲会的内容往往被记录下来，成为“语录”或“会语”。 宋明时期的书院，与广义理学发展消长的关系最为密 切，书院其实成为传播理学的大本营。南宋时期理学大明， 书院亦大盛。如朱熹修复并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张栻讲学于 岳麓书院，吕祖谦讲学于丽泽书院，陆九渊讲学于象山书 院。各家都钻研真理，自鸣其学，挺立于世，因人成学，因 学成聚，因群聚讲学而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元代的书院不少 是因为纪念理学的宗师而建，书院也主要是以传播程朱理学 为主。明代初期理学缺少生气，书院也不发达，到了湛甘泉 （若水）、王阳明（守仁）以心学倡道，所到之处即建书 院，书院讲学之风又流行起来。书院的盛衰很能反映时代学 术思想的活跃程度。 我国传统的小学教育即所谓的蒙学。蒙学，又称“乡 学”“村学”“私塾”，家族内部有些设置“义学”。蒙学 以教育幼童识字和记忆一些基本的常识为主，其中渗透了大 量的道德说教。蒙学的教师称“蒙师”，蒙师很重要，但却 地位低下，往往由一些落魄的读书人担当。蒙学的教材主 要是融合常识在内的字书，这个传统很早，汉代的经馆就 有《仓颉》《凡将》《急救》等识字篇。所以，后来的文 字学也称“小学”。宋元明时期，我国的蒙学教材的编写和 使用，又比以往有所改进。蒙学的教材多使用容易记诵的韵 语，字句简单，三字或四字为多。南宋时期的蒙学读物有《蒙 求》《太公家教》《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沿袭到元明清 时代，最常见的读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此外有名的蒙学读物还有《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 影》等。蒙学因程度不同，分别施教，程度高一些的学生， 便可以读四书、五经，学写“时文”（八股文），准备参加 科考。蒙学教育上与大学教育相衔接，是传统教育的基础， 它也同其他各阶段的教育一样，注重对儒家忠孝仁义观念的 培养，充分体现了我国礼教德治的理念。经受我国的传统教 育，学者士人或许不免有迂腐的一面，但也不乏其独特的人 格魅力。

伟大的科技成就

我国的思想固然以礼仪之教、道德修养为重心，但也 极其重视“经世致用”，这促成了我国传统科技的发达。北 宋以前，我国的科技文化在世界上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而 宋元明这一段时期，更是达到了我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巅 峰。其间，出现了众多有名的科学家和各类专门人才，也出 现了一批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总结性著作。这些成 就给我国和世界文化增添了宝贵的遗产，为人类文明的进程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向来以四大发明自傲于世界，其中印刷术、指南 针、火药三项技术都是在宋元明期间获得了创造性的改进和 利用，并逐步向西方传播。印刷术的发展经历了雕版印刷和 活字印刷两个阶段，五代宋初开始大规模利用雕版印刷术刻 印儒家的九经等，极大提高了书籍的流通普及水平。但是雕版印刷虽然精细美观，但耗功耗时，并且极大地浪费资源。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在杭州发明了活字 印刷术，制作出单个的泥活字，在两道铁板上排字印刷，是 我国也是世界印刷史的进步。火药，是我国古代的炼丹术士 在用化学药物制作金丹的过程中发现的，后来逐渐为军事活 动所利用，出现了各种火药武器。宋代是火药武器的重要发 展时期。1044年由曾公亮等主编的《武经总要》中，已经记载 了三个比较成熟的火药配方，火药的爆炸性能也不断增强。 这时期出现了火枪、突火枪等管形火器，是兵器史上划时代 的进展。到了宋末或元代，竹制火器改用铜或铁来制造，已 经具备了现代枪炮的雏形。火箭武器也是我国的重要发明， 在宋元期间的交战中已经使用。明代兵书《武备志》中记载 了多种火箭武器，如“神火飞鸦”“火龙出水”“飞空砂 筒”等，前一者是单级火箭，后两者是二级火箭，是现代多 级火箭的先声。火药武器在蒙古西征过程中，被传到了西 方。指南针的前身是先秦时代的“司南”，到了宋初，已经 发现了人工磁化的方法，出现了指南针。沈括《梦溪笔谈》 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安置方法：水浮法、指甲旋定法、碗唇 旋定法、缕悬法。指南针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航海事 业的发展。宋元对外贸易十分繁荣，航海事业高度发达，明 初郑和下西洋更是达到了最高峰。1405—1431年，郑和先后7 次远航，率领两万余人、百余艘巨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最远 到达了非洲东海岸。这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代表了 当时世界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水平。宋元时期我国的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诸多方面都取 得了极其可观的成就。 数学方面，出现了有名的数学家，如贾宪和沈括，特别 是宋元数学四大家。公元1050年左右，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 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冥的“增乘开方法”，英国人霍纳 于1819年才得出同样的方法。他还列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 洲17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沈括首创“隙积术” 和“会圆术”，得出了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正确公式，以及我 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宋元四大杰出的数 学家为秦九韶（1208—1261）、李冶（1192—1279）、杨辉（约 13世纪中叶）、朱世杰（约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初）。秦九韶 在他的《数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 的数值解法，比欧洲同类成果早600年。他还系统研究了“大 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理论）。李冶所著《测海圆镜》 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杨 辉继承和发展了沈括的“隙积术”，在《乘除通变本末》里叙 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为数学成 果的保存和数学普及做出了较大贡献。1303年，朱世杰在《四 元玉鉴》中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 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1775年法国人才提出同样的解法。 他还第一次创立了高次招差的一般公式，欧洲直到牛顿著作 中才有招差术的普遍公式。 天文学方面，1010—1106年，北宋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 的恒星位置观测。1247年，据第4次的观测结果制成石刻天文图，现仍保存于江苏苏州。1276年，郭守敬（1231—1316）为 制作《授时历》又进行了一次恒星观测，使得二十八宿距度的 误差绝对平均值小于十分之一度。在历法方面，沈括主张彻底 改革历法，创制了十二气历，便利了农业生产，比西方类似的萧 伯纳历早八百多年。1199年，南宋杨忠辅制定《统天历》，确 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现行阳历（1582年颁布）采用的数 值相同，比西方早了400年。元代郭守敬等人在进行广泛实地测 量的基础上，运用更精密的计算方法制定出《授时历》，一直使 用到明末，成为我国古代最精确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此一时 期，天文仪器也出现了重大的革新和创造。北宋元祐年间，苏颂 主持设计成了“水运仪象台”，宏伟复杂，实际相当于一座小型 天文台。郭守敬对传统过于复杂的浑仪进行改革，制成有名的 简仪，是我国传统赤道式天文仪器的最高成果，比丹麦天文 学家第谷早了近三百年。 在医药学方面，宋元时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 段。宋代是本草学的鼎盛时期，北宋前期，政府在唐代《新 修本草》等的基础上，先后编修了《开宝本草》和《嘉祐本 草》。政府还下令各地进献药草图样，于嘉祐六年（1061）编 成《本草图经》20卷。公元1082年，成都民间医生唐慎微辑成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30卷，收药1700 多种，民间验方3000多个，经官方刊行修订，成为此后本草学 的典范。此外北宋医官王惟一创制针灸铜人模型两具，并著有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针灸学的发展贡献很大。南宋 宋慈《洗冤录》一书，是世界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公元12—14世纪，特别出现了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各自 立说，其中最著名的为金元四大家，他们分别是刘完素、张从 正、李杲和朱震亨。刘完素（约1110—1200），河北河间人， 一生精研《黄帝内经》，强调病理与自然五运六气的关系，提 出火热致病的理论，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要治疗方法，善 用寒凉药，故被称为“寒凉派”。张从正（约1156—1228）， 河南考城人，强调致病的原因为体内邪气所侵，治病要在去 邪气，所以他的医疗以汗、吐、下三法为主，被称为“攻下 派”。李杲（1180—1251），河北真定人，他认为脾胃内伤， 是百病的根源，所以他创立了一套升举中气为主的方法，分 别补益三焦之气，以补脾胃为主，著有《脾胃论》，被称 为“温补派”或“补土派”。朱震亨（1281—1358），浙江义 乌人，综合前三家，提出自己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 火论”，“相火”为阳，阳动损阴，消耗人的气血，所以他在 临床上主张滋阴降火，被称为“养阴派”。明代医学也有很 大的进展，最可称道是种痘法和《本草纲目》。明代隆庆年 间（1567—1572），我国已经发明了人痘接种法，开辟了预防 天花的有效途径。17世纪，该法经俄国西传。明代医药学的突 出成果是药物学的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由李时 珍（1518—1593）花费26年的心血编撰而成，全书52卷，190 余万字，收有药物1892种，方剂11096个，附药图1160幅，创 立了新的纲目分类方法及编写体例，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集 大成之作，也是总结性的著作。 宋明时期，我国还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北宋以沈括的《梦溪笔谈》为代表，明代晚期以宋 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为代表。沈括 （1031—1095），字存中，钱塘人，博学善文。《梦溪笔谈》 是他一生见闻和研究的总结，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物理、 化学、地理等众多领域，多有创见，几乎是一部小百科全书。 李约瑟称他“可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宋应星 （1587—约1666），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天工开物》初刻 于1637年，共18卷，每卷为一门类，包括种植、纺织、染色、 制盐、制糖、冶炼、陶瓷等传统农业手工业的各个方面，附图 123幅，弥足珍贵，是17世纪我国农艺、手工艺的全面总结性 著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松江府人，较早接触 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重实务。《农政全书》全书计60 卷，50多万字，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等12个部分，特别 重视水利的建设和荒政的预防与救济。该书也是集我国传统 农学之大成的总结性成果。此外，明代徐宏祖（1587—1641） 的《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地理学方面的名著；方以智（1611— 1671）的《物理小识》，融合中西，发明“质测”之学，也是 一部推陈出新的全面性的科学著作。 总之，宋元明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时期，领域 众多，创造极丰，著作繁富，数不胜数，足以使我国树立于 世界先进的行列而无愧。明代后期，西方受到科学革命的刺 激，科技迅速进步，我国则盲目尊大，闭关锁国，日益落 后，逐渐丧失先进的地位。我国的科技事业因与国家实务、 民生实用的需要密切相关，所以在过去能够不断有新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知识阶层在普遍的心理上，崇尚虚文，鄙薄 技术；在方法上，多重心证，不贵实验；在哲学观念上，把 自然道德化，把人生伦理化，追求天人、物我的合一，这些 都使我国的传统科技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利于顺利走 向科技的现代化。